第一時間不缺位、及時回應輿情是現代政府的一個重要特征。但應對輿情豈止一個“快”字，輿情表達語境的不斷變化和所呈現出的復雜交織的風險，對政府的社會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要求，使得輿情應對的視角和思維方式也需要與時俱進。 “互聯網化”如今已成為人們普遍的行為方式，技術賦權、傳播賦權，意見表達的多元化平臺促成了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雙向驅動的新局面，在三個層面上出現了比較明顯的“回歸”，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輿情語境。 從權威、集中到多元、個性化，“人人都是麥克風”，無論是開放的網絡、微博等平臺，還是帶有半封閉性的點對點人際傳播的微信，發聲渠道便捷通暢，話語權回歸公眾。 之前多以政府和媒體主導監督，如今，以公眾為主體的社會監督已經形成。發生在18年1月23日的“鄭州城管撤梯”事件，涉事單位自1月26日至2月4日共回應了5次，而每次回應之后卻都掀起了新的輿情升溫，以致于事件持續發酵。公眾從中所表現出來的監督力度之大可見一斑。 新媒介語境下，自上而下的議程設置常常被自下而上的“倒逼”取代，主流輿論的優勢不再突出，網絡平臺占據議程設置的“先機”，轟動效應和放大作用顯著。 如“嚴書記女兒”事件，因網上流傳的一組微信群聊截圖而起，形成“嚴春風輿情”，最終結果是嚴春風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這起影響面較大的輿情事件，議題設置來自公眾，發酵于網絡，主流媒體互補傳播，相關部門出面，最終形成實質結果。 輿情語境因三個“回歸”而呈現出三個新變化： 不僅輿情的觸發點增多，而且參與者不再僅僅局限于輿情事件的利益相關者，為數眾多的利益不相關的公眾，會在短時間內形成廣泛“圍觀”，紛紛議論是“晴”好還是“陰”好，影響輿情走勢。與此同時，“泛意識形態化”趨勢時有出現。 網上“聲音”分散而又集聚，且與現實社會高度融合。眾說紛紜中又有“網上此刻最大聲音”，并常常以批評監督為主，且伴有較強的情緒化，易調動公眾，導致出現集體情緒的表達宣泄大于對事件真相的渴望，訴求表達往往表現出只論情緒不問真相的情形，甚至以情感主導下的判斷和認知勾畫事件的真相，表現出“后真相時代”的顯著特征。 社會轉型發展期，輿情轉化為輿情危機的風險加大，這其中既有互聯網傳播的主要因素，也有“同質輿情喚起”的重要原因。網絡傳播中，在地輿情常常“溢出”，域外輿情多發“浸入”。曾經發生過的或反復出現的涉及民生、公共利益和安全等領域問題，在相關聯或相類似事件發生后，會出現“喚醒”情況，導致輿情再燃，加劇輿情危機風險，并加大社會治理成本。 習近平多次講過“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掌握互聯網環境下的輿情演變規律，尤其是深入了解輿情語境不斷涌現出的新變化新特點，是黨的領導干部管好用好互聯網的基礎。面對新變化、新形勢，輿情應對需構建新思維、新視角。 輿情演變中的兩個“歸因”軌跡值得重視：一是，輿情在動態發展中延伸出政治指向性，將事件的結果最終歸因于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二是，輿情平息仍主要有賴于政府部門的權威發聲，否則，“社會信任”便找不到最終落腳點。 由此可見，面對多個輿論場的相互滲透，以及不時出現的“輿情反轉”事件，政府部門仍是完成輿情閉環的關鍵所在。在輿情應對處置中，政府部門要體現“擔當”之責，直面公眾訴求的勇氣和人本精神缺一不可。切實推動問題解決，用及時準確的真相公布來破解“后真相時代”的情緒聚集，提升公眾的滿意度和獲得感，才是真正的輿情引導。 拓寬民意表達渠道，積極擁抱互聯網，是近年來政府部門致力耕耘的重點。而在將網上“最大變量”變成“最大正能量”的努力中，不斷呈現出的“新表達”也需要輿情應對思維與之調適。互聯網“圈層化”“社群化”“群體極化”現象是應把握的主要“新表達”形式。 如今，基于大數據算法推薦等，用戶越來越被個人偏好、閱讀習慣、網上行為軌跡所左右，在不自覺中被動遠離多樣化信息，且在各自的圈層、群體中相互反饋、彼此強化個人的觀點，甚至偏見，出現了美國學者凱斯·桑坦斯提出的“信息繭房”效應。要從較高站位去思考這種“群體極化現象”帶來的社會后果。 從社會治理整體和長期的目的來看，政府與公眾是“利益共同體”，不存在斷裂，但現實卻并非如此。究其原因，重點是要解決“不在他們的輿論場”的問題，要在社會參與方式和豐富宣傳思想文化“載體”和“形式”上下功夫，以消除隔閡和對抗；要真正促成主流輿論場和民間輿論場的多方融合，進而形成社會治理合力。 “網絡反腐”的模式之變是可鑒的成功實例：從過去“爆料→介入”的被動模式轉向“官方公布→輿論熱議”的積極模式，“網絡反腐”走向了官方主導的新格局。 新形勢下，要充分了解和理解公眾的表達訴求，打通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的渠道，善于設置議題，做好輿情的預警預判，有效防范和化解輿情風險，使政府和公眾真正建構起網上網下共畫最大同心圓的“利益共同體”。
